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的英文名为“ 1587，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”，意思是说这一年毫不显眼，也不值得注意，但何以要特别挑这一时间作为整本书叙述的开端呢？
       黄仁宇在开篇便明义道，“这一年，发生了许多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事，实际上时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，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。”
       从本书中，我得出几点体会：
       一、皇帝：制度的一部分
       皇帝并非置身于制度之外，掌握无限权力的独裁者。皇帝更像是一个机构，而不是个人，已经成为了政治制度的一部分，受到制度的制约。　
       皇帝的行为不能够随心所欲，要受到祖制、规范的制约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符合体统。否则就是失德之君，应当被废除。在政治决策上，皇帝同样要受到文官集团的制约，而不能随意裁决。
       二、文官集团与皇帝　　
       明朝自洪武起就不设丞相，而改设内阁大学士，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丞相的职权。　　
       官僚集团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固有存在的。张居正的雷厉风行和一定程度上的独断专裁，将这种矛盾作了一定形式的调和，他既能使年幼的皇帝对自己的“教导”顺从，同时也能借皇帝的威严和自己在朝廷中培植的党羽来镇住文官集团。张居正在世时使得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没有凸显出来。与之相比，申时行作为首辅再无张居正的影响力，只能从小心翼翼地，用中庸之法调和两者之间地矛盾。　　
       三、被压抑的武将　　
       文官集团与武将集团之间存在制度上的隔阂。军人处于文官压制的地位，表现在各个方面，如升迁、官职、粮草调度等等，同时，军事将领也常常被文官集团所提防，一个手握重兵而常常有自己意见的将领，被称为跋扈专擅，是朝廷的威胁。　　
       戚继光作为军事突破和重整的唯一突破口，但由于文官集团的制衡而丧失机会。　　
       四、为官的阴与阳　　
       海瑞和李贽作为官场典型的两个极端，一个是无人效仿的典范，一个是追随者众的异端。虽然整个社会将儒家伦理奉为行为准则，但在官僚的实际生活中，存在着“阴”与“阳”两面，即道德标准与实际管理问题之间的矛盾，即道德规范和自身私利间无法调和的矛盾。　　
       朝廷将道德标准作为实际的管理准则，没有平衡官员作为一个人所必然存在的私欲，导致更多的官员在“阳”以外不得不寻求“阴”来平衡，而由于是“灰色地带”，没有标准和制度来把控，更导致腐败和贪污泛滥。
       五、作者的历史观　　
       作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是非对错的探讨是无用的，是逃不出个人狭窄的视野和观念，应该放眼长期和大局，从制度上来探讨历史的必然性。“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，牵涉很多事务的时候，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。” 　　
       而在书中他也这样评价其在书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， “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，无事可记，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，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，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，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，最后的结果，都是无分善恶，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，有的身败，有的名裂，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。” 　　
       对至今研究社会结构，政治制度，和经济、法制问题仍有借鉴意义。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的时期和朝代，由于中国文化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，所提出的观点，也同样适合于研究中国历史上其他历史时期，和当前的社会问题。因而具有现实的意义。